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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河北一老人看露天电影时痛哭:我哥与毛岸英一同牺牲的
发布日期:2022-07-27 20:46    点击次数:90

1997年的一天晚上,河北省安国县石佛镇高街村正在放一场露天电影。

那时候农村家用电视普及率不高,文娱活动也比较贫乏,因此时常有文化局的同志带着设备到乡村去,找一处宽敞的平地,将电影幕布一挂,天黑就开始放电影了。

每次看到放映员带着设备进村,不待村里的大喇叭通知,村民们就已经早早拿着板凳来到放电影的地方,等待电影开演。

电影还没放的时候,那叫一个人声鼎沸,一旦电影画面出来了,整个场地霎时安静了起来,只听到喇叭里电影的声音。

当然,那个时候放的片子也不都是新片子,很多都是老片子,正在放映的这部影片《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是在1991年就上映的,只不过因为片子受欢迎,所以到了1997年,放映员还到处放这部电影。

这部剧反映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孩子们的父子之情,让人感动不已,尤其演到毛岸英牺牲,志愿军司令部请求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祖国安葬时,毛泽东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露天电影场地的百姓都沉浸在感动当中,这时,一位叫高子刚的老人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嚎啕大哭,让一向安静的“影院”沉浸在悲伤当中。

一起看电影的村民不知道老高头为何哭得这样悲伤,纷纷前来劝慰,就连放映员都暂停了片子,担心老高头悲伤过分,再出什么意外。

老人因为抽泣,已经无法开口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痛哭着说:“电影的高瑞欣是我哥哥啊!没有想到他是和毛岸英一块牺牲的。”

此言一出,在场的老人们不淡定了,问道:“电影里的高瑞欣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小高?”

大家都知道,老高头有一个革命烈士的哥哥叫高瑞欣,牺牲在了抗美援朝战场,政府还给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然而群众纳闷的是,电影中的高瑞欣明明开口说自己是“河北饶阳人”,而老高头的哥哥是土生土长的安国县人,会不会是重名的人?

那一天夜里,老高头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电影里的高瑞欣一定是自己的哥哥,但是老高头也有一个疑问,电影中的高瑞欣有一句台词说自己的妻子怀着孕,这到底是编的,还是自己的哥哥真的有一个孩子?

为了搞清楚这件事,并了解更多关于哥哥牺牲的事迹,老高头决定找到嫂子,也就是高瑞欣的妻子李翠英问个清楚。

因为高瑞欣当初在部队的时候,家里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就很少,又过去了这么多年,年过七旬的老高头开始往返于北京、安国等地,寻找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不久后有了转机,那就是在安国县农业局工作的高秋荣得知此事后,赶到高老头家,带来了好消息,高秋荣是高瑞欣与高自刚的堂妹,她辗转查到了高瑞欣妻子李翠英的消息,并联系上了李翠英娘家侄女李宽心的电话。

李宽心对姑姑李翠英的事情很了解,同时她也知道姑姑的一个秘密,那就是高瑞欣牺牲的时候,是怀有一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就是她的表妹杨彦坤,杨彦坤是姑姑改嫁后起的名字。

李宽心想到表妹已经47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就打电话给杨彦坤,将她的身世说了出来,并告诉他:“你的亲叔叔高子刚在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你这边的电话告诉他,让他和你联系。”

一个年过半百的妇女,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说,自己竟然是烈士的遗腹女,十分震惊,但是没有多想,她就同意了将电话给高子刚的消息。

几天后,杨彦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老头,自称是她的亲叔叔高子刚,并将她父亲高瑞欣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并表示,他手中还有一份《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要交到她的手里。

本来杨彦坤认为自己都一把年纪了,什么样的世面没经历过,对那个从未蒙面的父亲也不会有什么情感,可是当高子刚说完父亲的事情后,她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挂断电话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的母亲,询问关于父亲高瑞欣的一切。

李翠英看着女儿,猜测到女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再隐瞒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将自己知道的高瑞欣牺牲在朝鲜战场的事情说了出来,然而每个人了解到的父亲高瑞欣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是如何牺牲的,杨彦坤的亲人都不清楚。

杨彦坤意识到,母亲和叔叔的年纪都大了,寻找父亲的完整历史要靠她这个做子女的来完成了。

杨彦坤只是一名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幸好自己的丈夫王文江读过几年书,但是那时候信息不是很通常,他们采取最古老的办法,到新华书店去找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关于毛岸英牺牲时的书。

他们在好几本书里,都找到了高瑞欣的记载,于是他们就尝试着给编辑写信,大多都了无音讯,没了下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们一次次寄出书信后,终于收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的责任编辑刘振声的回信,他向杨彦坤提供了一个叫王亚志的同志的联系方式,并告诉她,只要找到他,一定会打听清楚关于高瑞欣的事情。

原来王亚志是高瑞欣的同学,又在一起共事一年,恰巧又都是在彭德怀身边做过秘书,可以说对高瑞欣的事很了解,王亚志也没有想到昔日战友还有后人,当即邀请杨彦坤到北京去详谈。

等到杨彦坤进了北京后,王亚志又将很多高瑞欣的战友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她,通过他们,再加上叔叔高子刚与母亲李翠英的讲解,她才将父亲的生平弄清楚。

高瑞欣于1927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高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除了种地外,为了贴补家用,还在农闲时帮人打一些石器,挣点辛苦钱。

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认为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读书,因此全家人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读书。

据高子刚回忆,高瑞欣从小记性就很好,在读小学时成绩就很好,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被日军拆毁修建了炮楼,高瑞欣和弟弟高子刚只能辍学回家。

1941年6月,高瑞欣以优异成绩考进冀中军区下属的抗属中学,1942年“五一扫荡”期间,抗属中学停课,高瑞欣与其他几个同学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参加了八路军。

后来抗属中学复课,高瑞欣本来不想回学校读书,要在前线抗日,但是组织上考虑到他只有十几岁,年纪太小,下了命令让他回学校读书。

1943年1月,学校与抗大二分校附中合并,又转回延安,高瑞欣也跟着转入到抗大七分校二大队继续学习,在延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此可见,高瑞欣等学员是党组织精心培养起来的人才,毕业后,调到延安军委一局工作,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后,高瑞欣被彭德怀调到作战科任参谋。

作战参谋,主要负责作战行动和科内的文电收发保管工作,工作繁杂,却要求工作人员不能犯错,一旦犯错,很可能给前线部队带来极大的损失。

据与高瑞欣一块工作的同事反映,高瑞欣很机灵又很心细,喜欢学习和钻研,业务能力很强,很快就成为彭德怀倚重的秘书。

当时彭德怀用眼过度,经常出现眼花,在晚上照明不好的时候,看电报很难不出错,高瑞欣则负责辨认,在极短的时间内检查出有问题的地方,然后进行修改。

由于高瑞欣记忆力很好,经受的重要电报总能记住里面的关键内容,工作一段时间后,对各单位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西北野战军团组建得比较仓促,彭德怀却需要将大量的时间用在战略决策上,因此对兵团内部的一些具体情况不是很熟悉。

然而每次彭德怀遇到不熟悉的情况时,只要一问高瑞欣就什么都清楚了,产品展示因此,彭德怀多次表扬高瑞欣。

高瑞欣的直属领导、作战科科长郝汀这样评价高瑞欣:“思想灵活,善于考虑问题,领会首长的意图快,完成任务坚决,从不犹豫,不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彭总带他去志司的原因之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2月17日,彭德怀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身边带着高瑞欣,当他们经过石家庄的时候,彭德怀想起高瑞欣是河北人,这里离他家很近,就对他说:“给你七天假回乡探望父母,你参军八年来与他们音信断绝,该回去看看,返回仍在石家庄等我。”

高瑞欣自1941年到抗属中学读书后,因为家是在沦陷区,担心自己参军让家人遭受报复,从此与家人断了信,再不联系。

抗战胜利后,他也想回家看看,可是革命斗争形势依然很严峻,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担任作战科秘书这样的职务,根本没有时间离开部队。

然而他也没有想到,彭德怀会一次给他七天时间的假期,但是高瑞欣想到,现在正是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收发电报的工作很繁忙,自己这个时候回家探亲,万一耽误了部队上的事情怎么办?

他将自己的疑虑说给彭德怀听,彭德怀听后,笑着说:“放心吧,你的工作我先安排别人顶几天,不过你要记住,就七天,到时准时赶回来,一刻也不能耽误。”

就这样,高瑞欣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父母看到大儿子回来了,十分激动,要知道高瑞欣14岁就离家参加革命,从此了无音讯,他们还以为儿子牺牲在了战场上,没有想到,经过党的培养,俨然一表人才。

在家期间,经村里人介绍,高瑞欣与村里同为党员的李翠英订了婚,也算给家里一个交待,假期结束后,高瑞欣与未婚妻分别,回到部队,投入到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来。

高瑞欣

随着西北五省的全部解放,第一野战军部队转入清剿残匪的战斗中,高瑞欣随西北军区司令部驻守在兰州,在工作不太紧张后,高瑞欣请假回家与李翠英完婚,婚后李翠英就跟着高瑞欣去了兰州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过上了幸福的二人生活,李翠英不久怀上了高瑞欣的孩子。

让高瑞欣没有想到的是,和平刚刚到来,美帝国主义就开始挑衅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最终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由彭德怀率领志愿军入朝作战。

与彭德怀一块入朝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战争爆发后,毛岸英主动请缨,要求到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在参加中国志愿军后,毛岸英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在入朝作战后不久,彭德怀就想将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张养吾调回国内,而把高瑞欣调到朝鲜战场来。

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入朝作战前,彭德怀的工作已经转向恢复经济建设上,张养吾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调到彭德怀身边,而张养吾对军事方面的东西并不了解,所以彭德怀打算将张养吾调回西安继续从事经济上的工作,而将在西北野战军时已经用顺手的作战参谋高瑞欣调到朝鲜来。

高瑞欣接到电报后,立刻与妻子告别,然后乘火车经北京,到丹东后进入朝鲜,很快到达志愿军司令部。

对于高瑞欣的到来,彭德怀很高兴,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小高又来了,现在紧张忙碌,等有空闲时拿象棋来杀几盘,看你的棋艺长进了多少。”

在西北野战军时,高瑞欣经常陪彭德怀下棋,然而朝鲜局势十分紧张,又哪里有时间真的下棋呢!

高瑞欣很快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主要有毛岸英、高瑞欣等六人,大家轮流值班。

因为志愿军司令部是整个入朝作战志愿军的指挥机关,所有的作战命令都从这里接收和发出,相当于部队的中枢,美军飞机因此经常对志愿军司令部进行轰炸。

1950年11月24日,所谓的联合国军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照预定计划,准备在25日傍晚的时候,在西线举行全面反击,因此志司的工作十分繁忙,美军的轰炸也更频繁了起来。

在11月24日下午,美军就派遣四架敌机,将志司附近的变电所炸毁,当时洪学智和解方参谋长经过研究后认为,敌机这一段时间频繁执行轰炸任务,很可能是发现了可疑目标,说明志司的处境很危险,因此决定在25日早上7点前,机关人员吃完早饭后,除留值班人员外,一律进入到防空洞中,防空哨也要严密观察,一旦发现敌机,立刻发出警报。

本来24日晚和25日早晨都不是毛岸英与高瑞欣值班,在25日早晨时,除了两名同志留下值班,其他人都进入到防空洞中。

然而三个小时过去后,敌机还没有来,因为工作繁忙,高瑞欣与毛岸英就回到了办公室进行工作。

到11点时,防空哨发现四架敌机临近,毛岸英与高瑞欣等人纷纷跑进防空洞,等到敌机离开后,警报解除,他们又回到了办公室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会儿,防空哨再次发出警报,有四架敌机迅速靠近,并投放了大量燃烧弹。

毛岸英与高瑞欣没来得及跑出办公室,办公室就被一枚燃烧弹击中,毛岸英与高瑞欣葬身火海,当时毛岸英只有28岁,高瑞欣只有23岁。

这两位年轻人的牺牲,让彭德怀十分悲痛,他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将毛岸英与高瑞欣牺牲的情报整理成电报,发给中央军委。

在给军委发过电报后,彭德怀又以志司名义致电西北军区,评价道:“高瑞欣同志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是有贡献的。”希望西北军区能够做好高瑞欣家属的慰问工作。

当时李翠英的预产期就快要到了,接到电报的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与军区有关首长担心李翠英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决定暂时保密,待以后再找适当时机告诉她。

不久,李翠英生下一个女儿,即后来的杨彦坤,可怜她在来到这个世界的前17天,父母高瑞欣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翠英在得知丈夫高瑞欣牺牲的消息后,沉浸在丧夫的痛苦中,久久无法释怀,尽管有组织上的照顾,但是她知道很多事情必须一个人坚强地面对,尤其是将高瑞欣的孩子抚养长大。

为了给女儿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让女儿也有个父亲,李翠英嫁给了西北军区一位叫杨守信的干部,女儿就叫杨彦坤。

再婚之后,杨守信对杨彦坤视如己出,夫妻俩都没有再提她的亲生父亲高瑞欣。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按照高瑞欣的籍贯,发放《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因为李翠英不在老家,跟老家的高家人也没了联系,证明书就发放给了高瑞欣的弟弟高子刚。

直到1997年,高子刚在看了露天放映的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时,才意识到,哥哥可能还有一个遗腹子,经过多方打探才联系上侄女杨彦坤。

杨彦坤从来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却很想去看一看父亲从小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于是,她来到了河北省安国县高街村,见到了叔叔高子刚。

高子刚将保存了47年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交给了杨彦坤。

1998年,杨彦坤在《军事历史》第四期上发表文章《与毛岸英同时牺牲的高瑞欣》,简单梳理了父亲革命的一生,她想用这种方式来缅怀自己的父亲。

在文章最后,杨彦坤写道:“回顾历史,我深深感到正是由于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才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